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历史。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早在10年前，中国就向世界各国人民提出中国方案，“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年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回顾500多年前的全球历史，公元1500年，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西方认定为世界历史之变的起点和分水岭。之前，郑和下西洋为亚非人民带去的和平安宁、太平共享的历史，由此成了西方殖民者对全世界的侵略、征服、占有、瓜分和独霸的历史。
一
公元1415年，葡萄牙首次发起对非洲伊斯兰人的战争，攻占非洲西北岸摩洛哥的休达地区，成为葡萄牙最早的殖民地。1420年，葡萄牙恩里克亲王组织葡萄牙“海上远征队”，沿非洲西海岸，行至几内亚和塞内利昂，占领非洲西岸马德拉群岛。1432年又占领亚速尔群岛。1456年到达佛得角（今塞内加尔）群岛，1495年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把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岛变成贩卖非洲黑奴的转运站。1486年，迪亚士等抵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继葡萄牙之后是西班牙的殖民扩张。1492年，西班牙国王组织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1451——1506年）向西航行开辟新航路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命名其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10月28日到达古巴；12月7日到达海地，建立了西班牙第一个殖民地。此后，哥伦布三次西航，相继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岛。
从此，葡、西两霸开始为争夺殖民地、市场、掠夺财富长期进行战争。1460年，恩里克去世，葡萄牙已把从直布罗陀到几内亚约3500公里长的西非海岸线纳入版图。当时所谓的“国际法”规定对领土的占有是“先占原则”，即谁发现谁占有。这是为侵略者背书的一种强盗逻辑，因为被侵占地已有居民，葡萄牙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罗马教皇是首先执行“谁先发现，谁先占有”丛林法则的仲裁者。同时，为准予占有者向全世界传播天主教，首次将教会的保教权赋予葡萄牙，使葡萄牙成为这一法则的最先受益者。1456年，教皇承认葡萄牙在占领地的宗教管辖权，“将已发现的或待发现的从博哈多尔角和纳奥角，经几内亚直到印度的所有南方土地的宗教管辖权，赋予1443年成立并由恩里克亲王任统领的基督骑士团。”之后，随西班牙征服扩张，与葡萄牙利益矛盾发生冲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解，1493年5月4日作出仲裁：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地方，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史称“《教皇子午线》”。线西属于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线东则属于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根据这条分界线，大体上美洲及太平洋各岛属西半部，归西班牙；而亚洲、非洲则属东半部，归葡萄牙。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对此表示不满，要求重划。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分界线再向西移270里格，巴西根据这个条约被划入葡萄牙势力范围。这条由教皇作保规定的葡、西两国殖民分界线，开启了世界历史殖民列强在大西洋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先河。1521年，当麦哲伦的船队航抵太平洋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以后，葡、西两国对该群岛的归属问题又发生争执。1529年（嘉靖八年）双方又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处再划出一条线，作为两国在东半球的分界线，线西为葡萄牙、线东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葡、两国首次瓜分了整个地球。1580—164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沦为西班牙的藩属，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在西班牙统治之下。
人类原本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居住的地球村，此后成了葡、西帝国按势力范围瓜分的“葡萄牙殖民村”“西班牙殖民村”，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
二
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经太平洋、印度洋，出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的蒙巴萨。“不仅开辟了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而且向南越过南纬4度以上，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对后代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取的航线有很大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在近代世界史上，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做出了积极贡献，影响甚巨，意义重大。主要有4点：
1.郑和下西洋是友谊之旅，赢得了亚非许多国家的信任和友谊，“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永乐三年，泉州人白丕显，随郑和到菲律宾，后应苏禄人之请求留居下来，任当地行政长官，被当地人称为“本头公”。六年至十八年期间，亚非许多国家国王亲自来华访问，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如苏禄、古麻剌朗、婆罗、占城等国。古麻剌朗（今菲律宾）为“东南海中小国，”成祖不分国之大小，按一样的礼节欢迎古麻剌朗国王，“赐以印诰、冠带、仪仗、鞍马及文绮、金织袭衣，妃以下并有赐。”十九年（1421）正月，国王一行离京回国，成祖又赐给大批贵重礼物，《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未，古麻剌朗国王幹剌义亦奔敦还国，赐黄白金、铜钱、文绮、纱罗、彩绢、金织袭衣、麒麟衣，并赐其妃及子及陪臣衣服、文绮、彩绢有差。”四月，国王行至福州卒。成祖深为哀悼，并“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赐谥康靖，命有司治坟墓，葬以王礼。命其子刺苾嗣古麻刺朗国王，率众以归，仍赐之钞币。”留守王坟的“陪臣子孙皆与廪食于官。嘉靖中，有葛良贵者，为侯官诸生，同时陪臣子孙多不延所食于官，惟葛及一二姓云。”福州商人赴古麻剌朗国者，有姓阮、芮、林、樊、郝等，往古麻剌朗国多年，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康靖王墓在侯官县“草市都茶园山”。据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康靖王墓位于福州市西郊洪山乡茶园山的南麓，坐北朝南，土质坟冢；墓道由南而北，竖有东西相对的石望柱、石草、石马、石翁仲，各一；墓前立一块石碑，碑文在1951年尚清晰可辨。康靖王墓成了中菲友好交往佳话的历史见证。万历年间，还有曾随郑和出访的闽人留居婆罗（文莱）当了国王，“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随郑和留居占城的闽粤人更多，久之生聚繁衍，形成大族，开发当地发展。郑和友谊之旅，正如马欢《瀛涯胜览·纪行诗》记载：“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
2.郑和下西洋是通商之旅，中国与亚非各国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与亚非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祖即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外开放通商，诏谕诸国，“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一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以怀远人”。重设和增设市舶司，对外宣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对内明谕“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郑和船队到祖法儿国，“天使至，诏书开读讫，其王徧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万历《殊域周咨录》亦云：“夷中百货，中国必欲得之。国产锦绮、瓷器，皆夷中必欲得之。”抵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其国王“甚喜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将宝石、珍珠换易。”郑和船队携带大量商品中，有景德镇青瓷器、苏州丝织品、印花布、芜湖的漂染品。时福建长乐是郑和下西洋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舰队在长乐太平港停泊补充军用品，如船上火器、弓弩、刀牌等兵器以及粮食和副食品，其他商品铜铁器、雨伞、草席、樟脑等40多种，也主要是由福建提供。郑和通商之旅，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买卖双方自愿互利，诚信互惠，甚至以“厚往而薄来”，让利于亚非人民，体现明朝对各国柔远绥怀的政策。第五次下西洋，还带回诸国赠送的礼品，有阿丹国（今也门首都亚丁）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的花福鹿、狮子，卜剌哇国的千里骆驼、驼鸡，爪哇、古里国的縻里羔兽等。这些珍禽异兽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充实内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3.郑和下西洋是文明之旅，促进了明初中华文明与亚非诸国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郑和时代，瓷器是出口各国不可或缺的最畅销名牌货，尤其青花瓷，主要是应阿拉伯国家的需求而特殊设计的。“明初永乐、宣德所造青花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纹饰精细，以缠枝花卉、瓜果为多，云龙、飞禽为次。”深受伊斯兰教国家的青睐，“明初的大盘、大罐具有中东风格，专供出口。新烧制的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仿制伊朗十三世纪的式样。永乐年间烧造的两端喇叭形、细腰中空的青花座，用于承放花盆、水罐，更是国内罕见。”
波斯文明在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交往中有着积极的影响。宣德年造的伊斯兰式把杯，仿自唐代的中东式样。还有伊斯兰风格的执壶、笔盒和高祖杯，盖式取自中国，而花纹、铭文均取波斯。永乐、宣德青花瓷烧造的用料是进口鈷料苏麻离青，又称回回青等。《明史·苏门达剌》：“郑和凡三使其国（今印度尼西亚西部苏门答腊岛）”，其国“遂比年入贡”，贡方物有“石青、回回青”。万历王世懋《窥天外乘》：青花瓷“永乐、宣德间内府烧制，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回回青烧造的青花瓷是中伊制造技术合璧的成果，为世所珍。郑和下西洋还为中西交通史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郑和航海图》，记录下了当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中国和亚非各国的五百余个地名，其中外国地名有三百多个。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以及巩珍《西洋番国记》等书，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4.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奉行中国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和平外交方针，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亚非各国人民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宁与繁荣的环境。明祖训有不征诸夷。太祖编定《皇明祖训》戒谕后世子孙切勿兴兵侵犯外国，“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中国人生来就没有对外殖民侵略的基因，而西方人反讥郑和下西洋，中国人“缺乏一种殖民使命感”，彻底暴露了西方殖民称霸世界的本性。“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所到诸国，“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郑和使团遵行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上谕，舰队庞大，只是扬明朝之“声威”，不称霸，更不以强欺弱，以大掠小，占有他国之地。偶遭犯我者，亦不以武力还牙。三年，郑和使爪哇。四年，岛内东、西王构兵，西王胜，杀郑和舰队一百七十人，“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六年，郑和再使其国，“西王献黄金万两”，“帝曰：‘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悉捐之。”此亦见证郑和下西洋平和平之旅与诸国的相处之道。
三
郑和下西洋航行的世界是亚非诸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共同生活的地球村。地理大发现，葡萄牙殖民征服非、亚各国、西班牙主宰美洲大陆，掠夺白银，争霸欧洲。继之，荷兰以“海上马车夫”，殖民横财，称霸海上；英国以“入侵者的熔炉”民族，强枪舷炮，登霸国之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独大，世界进入了美国主宰世界的独霸年代。美国以门罗主义坐享欧洲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殖民侵略、占有各国领土的“胜利”果实。世界成了只有“我们”和“他们”的两极世界，“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我们”者指的是盎格鲁—萨革逊民族，即美国人界定的WASP人（白人、盎格鲁-萨革逊、新教徒）。美国作为“我们”者的霸主，排斥欧洲，不与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欧洲国家联盟，反对欧洲干涉美国事务，指责欧洲国家“把它们的制度伸张到这个半球的任何部分的任何企图，对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有危害。”支持英国脱欧，成立五眼联盟（美、加、英、澳、新），都是出于“我们”者而考虑。以往肮脏的历史，使“我们”者自以为，世界过去已属于“我们”，现在仍属于“我们”，将来还是属于“我们”。“他们”者只能永远被统治、被抛弃。然而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与畏惧。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回答记者时悲叹地说，“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人也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的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全世界将会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地球会无法承受。我们人类将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以唯我独尊，反对全球化。中国发声应对，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谈开始时说，“这里是离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国。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对于“美国优先论”，2021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说，“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郑和下西洋以来600年的古今历史，告诉人们：从人类命运与共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发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殖民霸权时代，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今，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为全人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已是时代不可逆的潮流。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昔日郑和下西洋所铺的“共享太平之福”路，一定会在全世界铺得更宽更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