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旨在搭建一个共享与启迪的平台，通过深度对话我院杰出校友，挖掘他们独特的成长轨迹、关键的职业抉择与宝贵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在此相聚，共同聆听校友故事，解锁多元精彩，共享温暖，见证薪火相传的力量。
本期嘉宾介绍：孙岩
孙岩：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水木学者”、助理研究员。2018、2021、2025年先后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在《北京大学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天津社会科学》《新史学》《历史档案》等知名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另有数篇论文获得重要刊物的录用；有文章获得《新华文摘（网络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的转载；曾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2022-2024）；参与部级以上项目2项，主持校级项目2项；曾荣获“第六届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学大赛”一等奖（2018年）
第一部分：师道奠基，研路初探
1Q：学长您好，您本科就读于历史学（师范）专业，想请问您这段师范教育经历，为您打下了哪些不同于普通历史学专业学生的独特基础。
孙岩：感谢您的采访，其实我自己远未功成名就，仍需不断奋进，所谓分享只代表我当前阶段的一点感受，或许未来还会有更深入的体悟。我想，师范教育是我本科阶段一个独特的学习经历，它首先让我意识到，我们不只是单纯地学习、输入历史知识，还要同时去思考如何进行输出，也就是要学会把平面化的历史知识和抽象化的历史思维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乃至是能引发共鸣的叙事方式。这是一种转化知识的能力和强化表达的能力。或许，这也是师范类历史专业相较普通历史类专业的学生较早锻炼出的能力；其次，我觉得是“共情”式的思考能力，专业历史学的训练可能更强调对历史本身——包括事件、人物等方面的“同情之理解”，而师范生额外强化了对学习对象的理解，形成既要共情古人又要共情今人的自觉追求，从而推动我们在研究中多了一层受众意识；最后是“结构化”知识内容的能力。这要得益于师范教育强调对教学设计与授课逻辑的强调，它推动我们需要比较早地产生一种“知识分层”的意识。比如，要意识到哪些是需要明确的核心史实？哪些适合灌输式教育？哪些适合通过研讨、分析与引导学生深化历史认知？哪些是属于理论层面的思考？等等。这种“结构化”知识框架的能力，有利有弊，妥善转化与发展，也能直接助力科研思考与论文写作。
2Q：我们看到学长曾获得“第六届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学大赛”一等奖，同时您平时学业成绩也很优异。很多学弟学妹们想了解学长您在时间分配上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来平衡师范技能训练、课程学习与初步的科研探索？
孙岩：这算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老实说，我觉得自己是比较朴实的类型，没什么天赋异禀的才思，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分享给大家的：第一，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不管是师范技能的培养还是科研的探索，我们可以尝试让一件事情为多个目标所服务，进行多线并行的作战。例如，打磨师范技能的同时，也可以和专业论著的研习相结合，一些前沿的学术内容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融入备课思考，产生知识联动；第二，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尤其是在我边准备考研，边进行教育实习的时期，我在洗漱、行走之间，都尽可能地在利用零碎的时间，减少时间的浪费。当然，这种高强度的时间利用只适合特殊阶段，平时要保持好学习与生活的平衡，否则便难以长久。可能我平时比较少刷各类社交媒体和视频号，自然也省下了不少时间；第三，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美，更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深，要有清晰的目标意识，每个阶段抓一个主要矛盾，不贪多，不求全，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会很快看到成效，但长远上是有效的。
3Q：学长在本科期间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能力，那在您大四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而非直接就业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这个决定背后的主要考量是什么？您是如何评估自己“适合科研”的？
孙岩：其实，我走科研最后仍然是要成为一名教师——高校教师，现在回头看，适不适合科研这个问题，起初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也是在过程中慢慢探寻的。相比知识的输出者，我更想做一名对问题的探索者，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学术反思比较有饥渴感，当我看到相关问题的不同说法时，会忍不住去追问或搜寻其他内容。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学习环境来满足我对学术问题的饥渴感，并且让自己沉淀沉淀，看看是否适合做学术。可能我的性格属于未必喜欢于从嘴巴上输出很多，但是比较能沉下心去思考和写作。这种性格底色可能比较也推动我自然走上了这条路。另外，我在本、硕、博阶段都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他们一步步支持与鼓励我走上这条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方向和未来目标，所以我也希望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老师，认真对待科研与教学。
事实上，我觉得无论是站在讲台上，还是坐在书斋里，都并非二元对立。只要我们能沉下心，都能获得属于我们自己的底气，没有一条必然的道路，关键是哪条路适合自己，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时自己的选择如同历史本身一样，都是个不断试错和动态发展的过程。
第二部分：笔耕不辍，学路渐明
4Q：学长您好，我们看到您是在硕士阶段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因此想了解第一篇论文如何开始这方面上，您有没有建议给学弟学妹们呢？
孙岩： 有些同学可能会把发表第一篇论文作为目标。但如果焦虑去找什么议题和刊物比较好发，就太过功利，易走歪路。我个人认为，第一篇论文最可靠的起点，是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开始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小，学术价值未必充分，但作为基本的学术训练，非常有必要。所以，我会把每一次课程作业都当作一个重要的训练机会，我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有些已发表的论文，都是我不同阶段认真对待的课程作业的完善版本。我想，一开始我们只是把它写出来，不可能达到完美，之后更关键的在于，要以雕刻艺术品的心态去反复打磨论文。有些同学可能乐于参与讨论，但疏于写作和打磨文字，这也不利于真正的思考和产出。还是要形成良好的写作、修改习惯和心态，乐于写、耐心磨，多请师友评阅，多参会试水，后续的修改和发表才会更加顺理成章。
5Q：从师范本科到学术型硕士，您感受到的学习模式、目标要求和自我期待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这种角色转变的过程中，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呢？
孙岩：学习模式上，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从本科大课式学习转换成自主学习，硕博导师可能是发挥引导作用，成为求教、研讨的对象，其他时候更多需要自己去探索——我们要读文献，找问题，参与不同的学术对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投入与所得的反馈感会变得不那么及时。比如，从产出论文到投稿，再到收到录用通知甚至最后发表，周期太长，很多人就不太适应这种周期。但如果我们对自我有期待，未必将所有期待都放到功利化的发文时，我们在学习中看到自己学识和笔力的增长，也会获得一些快乐。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博一时有门课要求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跟授课老师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互动。起初我其实不太适应如何及时去提出和阐释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思考方式和阐述方式，转而逐渐磨砺自己强化口头表达学术的思维和能力。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历史学绝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问题，知识层面的问题没人能够穷尽，更重要的是看待历史的方式、理性的思维、判断事情的方式，包括理解社会、关怀世界的眼光，从而陶染出一种深沉的人文感，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6Q：学长，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研究生的同学，他们也面临着是就业还是继续读博深造的选择，想问您对于这部分同学，您有什么选择上的建议呢？
孙岩：首先可能要认清自己的特点。有的人可能比较善于从事一些外向性的工作，有的人可能比较善于从事能稳下心的学问性工作，这两个没有好坏之分，只不过适应不同人的社会角色和职责特点。
其次是不要盲目跟风，要警惕外界的噪音。研究生阶段最容易让人感到焦虑的就是同辈压力，有人在准备考博，有人拿到了offer，有人在纠结是否该去工作。所以，希望大家都要认清自己的选择，不受限于别人的道路，做自己的决定。做选择时，减少和同辈的横向比较，可以更多和真正继续从事相应行业的长辈或学长学姐进行深度交流，听听他们的真实状况。当然，不能只是听光鲜的一面，也要包括焦虑、挫败和怀疑等时刻。听这些内容，就像我们看史料一样，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而不是简单听到好坏就影响自己做出选择。
做了选择后，可能要稳步迈进，避免一步三回头和怨天尤人。我们在不同阶段做的选择，有时未必会直接表现出对错（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之分，它就是我们自己历史当中的选择），甚至你会在路途当中受挫，但要相信，这些不同的选择共同构成了我们命运当中无形的引线，牵引着我们走上当下和未来的不同的道路。我现在就很感激来时之路，好坏历程兼有，最终确实自有因果，共同促成了当下的我。
第三部分：板凳功夫，厚积薄发
7Q：我们常说“历史研究要能够坐得了冷板凳”，许多学弟学妹们在文献阅读、笔记整理方面常常会觉得头疼，想问学长您有什么高效的阅读、笔记和写作习惯可以分享？
孙岩：我的阅读能力并不特别高效，但可能相对深入。我觉得，跟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历史学要读论著和史料，我们多了史料这一层。
在论著上，要分清什么是应该精读的，什么是可以泛读的。不是所有的书都要从头到尾读一遍，有的书作为了解，只要翻翻它的绪论、结语和结构就已足够，去知道这本书采取什么角度展开不同的问题，得出怎样的核心结论。必要时，再去有针对性地精读某些部分。当然，有些核心论著仍要仔细研读，做到精读和泛读的有机结合。
在史料上，我觉得要学会做批注和按语，比如陈寅恪读史料时常会有“寅恪按”，其中内容包含他自己的批注和感受。我是乐于做按语的，在读论著和史料的过程中，不管是产生质疑，或是有什么连带的想法，我都会以“按”的形式记下来，或作出思维扩散。经过日积月累，可能会形成一种零散的学术札记。这样做一方面能帮我留下灵感碎片，另一方面，很多相关议题类型的按语，有时就能拼凑出一个聚焦某个主题的感悟。我有几篇已刊文章的主要结论，比如对古代“公”“私”关系问题的反思，其实就是在我旧有笔记的按语中，已初步形成了一些观点。这些按语批注积累到一定程度，必要时我会把它们摘出来，再重新组织它的架构。
写作时，首先要明确研究思路和框架，清楚自己大概想写什么，然后初步按步骤开展，过程中可以有调整。其次，写作中每一个不同的段落和结构之间，要形成一个内在贯通、相互呼应的态势。逻辑必须要清楚。写完后，必须要有能沉心打磨艺术品的心态，来完善自己的文字。可能我们很多人写完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文章很多地方是不通的，就算再改一两遍，还是会有不少冗杂文字。只有像雕工一样对文章反复进行精雕细琢，才能把这件艺术品的各个部位都雕琢得丝滑精美。我觉得要从一开始就要逐渐养成这种习惯和心态。
8Q：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曾进入不少的优秀学术平台，参与不少的研究项目。我们也想了解这些平台和项目对您的独立研究能力带来了哪些提升？在学术研究中，大家应该如何更好地主动利用资源来促进个人成长？
孙岩：您所提到的平台和项目，确实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助推器，但二者本身并不必然能直接带来成长，或是将某个人带到某个高度，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如何有效参与和自我转化。
我印象最深的是参与“清代政教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项目的经历。一方面，我作为核心成员要协助起草报告书的内容和开展具体研究事宜。在这个过程中，有关课题的部署、运作等经验，是没法从书本和课堂获得的。另一方面，这个课题和我博士阶段的个人研究紧密交融，它也推着你去思考自己的研究跟项目宏观旨趣的异同与意义。
我们当然要利用参与项目的机会，推动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思考更多的问题，但也不能太过功利化。如果项目是不感兴趣的议题，自己的能力也做不了，个人兴趣也得不到安置和发挥，那就得不偿失了，这时候不如潜心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
归根到底，形塑思考问题的方式、甄别学术议题的判断力，以及面对学术不确定性的从容态度，这些是所谓的平台和项目潜在能够激发的东西。或许有些人拥有相似的平台和资源，但最后的命运并不一致。这是由于每个人的禀赋、认知和发展轨迹各有千秋，而如何借助平台和项目激活自身所长，真正学到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9Q：回顾整个求学生涯，有哪些困难是您印象深刻的，最后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孙岩：那是大四的时候，一面备战考研，一面必须参与教师实习的双重挑战，两个重要时间节点撞在一起，如何面对？就像前面说到的，我当时努力把两件事融成一件事，在复习专业知识的时候，同步为备课做准备，当时我正好古代史部分已复习完成，规划复习中国近现代史，这段时间也正好在准备相关课程，恰好可以贯通到一起。这方面当然也有点运气成分，恰好可以融合；还有一点就是尽量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巩固思考。在那段艰难的时期，我也更加懂得如何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切换不同的状态，并学会客观看待难以改变的事情，与自己和解。
第四部分：经验分享，握紧求变的勇气
10Q：基于您的完整经历，如果一个历史师范生希望在科研上有所建树，您认为在本科、硕士、博士每个阶段最应该优先培养的一种能力或养成的一种习惯分别是什么？
孙岩：我个人的研究偏向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所以我想借用中国传统思想史的一个说法，将回答概括成从“向外求”到“向内求”的学养与过程积累，最终形成一个内外相通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方式。
本科阶段最应培养的能力，是将知识问题化——即形成思考与反思问题的习惯。这种反思并非盲目为之，而需有据可依。实现这一过程需结合课堂学习、大量阅读与广泛涉猎，不断拓展问题域与知识边界，搭建起多元的知识框架。这既是“向外求”的积累，也为日后“向内求”埋下种子。师范训练所强化的“结构感”能力在此尤为有益，能帮助我们更擅于快速构建知识体系。
硕士阶段则是从“向外求”到“向内求”的关键转折期，需要将师范思维转换为研究者思维。所以，最应培养的是问题意识，切忌延续本科追求大而全的知识性思维。历史教育常涉古今中外，本科时难免蜻蜓点水，但在此阶段，浅尝辄止已不合时宜。我们要通过研读各类论著、观点与史料，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向内追问：研究的问题意识何在？哪些史料我真正吃透？论证的逻辑如何展开？如何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实现增量？这些都是向内追问的重要内容。
进入博士阶段，应追求内外贯通。此时仅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已不足够，而应尝试提出方法论或构建自己的诠释路径。在“向内求”层面，需明晰自身的学术立场、问题路径与论证风格，认清“我是谁”“我擅长什么”“为何从事此研究”“独特贡献何在”。“向外求”也并未停止，而是要转变方式，更多地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拓展学术对话，与史料、前人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方法交流互动。“向外求”的深度与效率，往往取决于“向内求”的自觉程度。
11Q：那最后，对于广大在“师范”与“科研”之间徘徊或试图结合的历史学子，您最想传达的一句话是什么？
孙岩：只能传达一句话的话，我会说“我们不必将讲台和书斋视作完全二分的前路”。
师范训练培养了我们结构化的思维能力、共情能力还有表达能力，这些恰恰是成为有温度的历史学者的重要素养，守住这份能力，增加“内外求”的自觉，不管我们走哪一条路都可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不管我们在书斋里深挖史料、思考史论，或者是在讲台上照亮更多人，都是不同类型的成就感、满足感。认清自己、围绕适合自己的事情，形成自我满足与自我期许的反馈机制。我想，这或许是我们面对所谓内卷化时代所需涵养出的能力。
供稿 | 林阳奕
供图 | 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