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译言志：严复十部译著翻译动机考述
（来源：福建日报 2023-10-31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陈友良
在晚清思想文化版图中，侯官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成果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康有为曾题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赞誉他们。严复一生秉持“工匠精神”，精心选译西书，引入欧洲进化论、逻辑学、政治经济等学说，启蒙与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译八大名著”外，他还翻译了两本汉学著作，即《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严复为什么要选译这十本西书呢？从其译序、按语、友人通信等文本中，得窥其“托译言志”之一二。
《支那教案论》是严复的第一本译著，原著是英国人宓克的《Missionaries in China》，于1891年发表。严复1894年已译出，早于《天演论》的翻译，1899年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称该译是当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饬令下的翻译任务，就原书的价值而言，“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但书中关于中西方文化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分析，“其言真洞见症结矣”。针对清末民、教不和的时弊，宓克建议，对于西方人士而言，应有所变通，汲取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的教诲；而对于中国人士而言，摒弃“夷夏之防”“邪正之辨”之类的顽固观念也是必需的。
《天演论》居于“严译八大名著”之首，译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1895年夏季，严复开始翻译，到1898年修订完毕，并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出版第一个通行本，“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天演论》的成功其实出乎严复意料，若以他所撰“自序”来看，其翻译动机有三点：其一，“书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因此国人可以不必鄙视西学；其二，“西学之事，问涂日多”，国人须认识到西学亦是自成体系的高深学问，不仅仅是“象数形下之末”；其三，“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即书中亦有不少“自强保种”的理论，有助于解决中国危机。
《原富》就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著出版于1776年，严复于1898年3月开始翻译，至1902年全部译出，交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所撰“译事例言”说明译书的四条理由：一是读过去的经典名著，可以温故知新；二是书中指陈的英国经济政策迷谬，与中国的情形有类通之处，可资借鉴；三是书中关于欧亚交通，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的论述，亦足资考镜；四是该书说理清晰，论据充分，利于学习。这可以解释严复为什么要翻译一本距其时代120年左右的经济学旧书。
《群学肄言》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原著于1873年出版。严复早在留学归国后不久（约1881年）阅读此书，大受启发，认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1903年严复译完全书，交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严复指出这本书是研治西方社会科学的门径和导论，“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其次，他更为明确说明翻译此书的现实动机，其实是希望从事革命或改良的社会运动者，都应通过这本书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然后慎重行事，“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
《群己权界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今通译《论自由》），原作发表于1859年。严复从1899年至1903年间将其译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还有一个波折，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严复的初译稿遗失，为一西方人士获得，幸能完璧归赵。对此译稿的失而复得，严复感叹：“呜呼！此稿既失复完，将四百兆同胞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欤！”当时国内“自由”学说渐成一股社会思潮，守旧派“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激进派则“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可见，值国人对于“自由”学说的错误见解和鲁莽实践之际，严复尝试以学术真诚纠正时论偏颇。
《社会通诠》系据时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甄克思所撰《A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翻译而来，1904年由新近成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严译作序的夏曾佑直言：“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严复自撰《译者序》说明译书的理由：此书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图腾”到“宗法”，再到“国家”，各个民族演化的速度或快或慢，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所以，变法人士需要研究中国社会进化缓慢的原因，特别是从宗法社会向近代国家的进化，欧洲国家仅用了五百余年时间，而中国浸淫于宗法社会至今已有四千余年，“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
《穆勒名学》今通译《逻辑学体系》，原著于1843年问世，作者亦系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900—1902年间严复翻译出上半部，1905年交金陵金粟斋出版，但后半部始终没有译出，据其自述，因穆勒原书精深博大，自己又耽于人事及精力有限而未能续译。严复在译著第一条按语中透露出两层翻译动因。其一，逻辑学是所有学问、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研究人们心智活动的科学方法；其二，他对已有逻辑学中译本均不满意。此外，严复在许多场合下都一再表达中国士人在学术研究上有逻辑缺陷，如学术概念不明确，推理不严密，“诗云”“子曰”式治学方法等。这应是他辛苦翻译《穆勒名学》的学术与现实交织的动因。
《名学浅说》为英国哲学家耶芳斯撰述的逻辑学通俗读物。原著出版于1876年，严译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严复自撰一小序，可由此了解其翻译缘由。严复指出，《穆勒名学》艰深难懂，正好女学生吕碧城来讨教，需要一本较为浅显的逻辑学教科书，于是应其所请，为其边讲授边翻译，历经两月而书成。但此书并非经典著作，之所以要翻译，严复表示也是希望多做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
《法意》今通译《论法的精神》，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著，出版于1748年。原书共三十一卷，严复只翻译了二十九卷，且系由英文译本转译。严复翻译此书或始于1903年，脱稿当在1909年。对西方法治的兴趣，或许来自早年严复的留学经历。他在一则《法意》按语中记述了他留学时期曾在课余到伦敦某法庭旁听审判，为英国司法制度所震撼的情景，“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可见，欧洲的富强与其法制体系有莫大关系，这个信念应是推动严复去翻译这部法学经典的动力之一。但这部伟大的著作已有张相文译本《万法精理》，严复深感不满，他告诉友人说：“其书致佳，惜原译无条不误。今特更译，定名《法意》。”
《中国教育议》是德国来华教育家卫西琴博士所著，严复于1914年初将此文译出，乃最后一部译著。严复撰有《译者案》一段，叙述其翻译缘由：卫西琴登门造访严复，送书求译，但起初严复不为所动。直到某日清晨，严复读到其中内容“推尊孔氏”“倡成己之说”“教育之道，首官觉以达神明”等，“愈读愈惊异”，感到有必要将这位外国教育家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观点译出，让更多人“知有此议，以之详审见行之法之短长，其益吾国已为不少”。
总之，严复选译西学著作的背后均有深邃的学术志向，以及针对清末民初民族危机的“救世心”。这说明严复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https://fjrb.fjdaily.com/pc/con/202310/31/content_3159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