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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陈友良副教授在《福建日报》发表文章

时间:2023-11-01浏览:10

托译言志:严复十部译著翻译动机考述

(来源:福建日报  2023-10-31   10版   理论周刊·读书)

陈友良

在晚清思想文化版图中,侯官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成果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康有为曾题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赞誉他们。严复一生秉持“工匠精神”,精心选译西书,引入欧洲进化论、逻辑学、政治经济等学说,启蒙与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译八大名著”外,他还翻译了两本汉学著作,即《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严复为什么要选译这十本西书呢?从其译序、按语、友人通信等文本中,得窥其“托译言志”之一二。

《支那教案论》是严复的第一本译著,原著是英国人宓克的《Missionaries in China》,于1891年发表。严复1894年已译出,早于《天演论》的翻译,1899年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称该译是当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饬令下的翻译任务,就原书的价值而言,“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但书中关于中西方文化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分析,“其言真洞见症结矣”。针对清末民、教不和的时弊,宓克建议,对于西方人士而言,应有所变通,汲取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的教诲;而对于中国人士而言,摒弃“夷夏之防”“邪正之辨”之类的顽固观念也是必需的。

《天演论》居于“严译八大名著”之首,译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1895年夏季,严复开始翻译,到1898年修订完毕,并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出版第一个通行本,“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天演论》的成功其实出乎严复意料,若以他所撰“自序”来看,其翻译动机有三点:其一,“书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因此国人可以不必鄙视西学;其二,“西学之事,问涂日多”,国人须认识到西学亦是自成体系的高深学问,不仅仅是“象数形下之末”;其三,“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即书中亦有不少“自强保种”的理论,有助于解决中国危机。

《原富》就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著出版于1776年,严复于18983月开始翻译,至1902年全部译出,交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所撰“译事例言”说明译书的四条理由:一是读过去的经典名著,可以温故知新;二是书中指陈的英国经济政策迷谬,与中国的情形有类通之处,可资借鉴;三是书中关于欧亚交通,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的论述,亦足资考镜;四是该书说理清晰,论据充分,利于学习。这可以解释严复为什么要翻译一本距其时代120年左右的经济学旧书。

《群学肄言》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原著于1873年出版。严复早在留学归国后不久(约1881年)阅读此书,大受启发,认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1903年严复译完全书,交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严复指出这本书是研治西方社会科学的门径和导论,“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其次,他更为明确说明翻译此书的现实动机,其实是希望从事革命或改良的社会运动者,都应通过这本书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然后慎重行事,“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

《群己权界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今通译《论自由》),原作发表于1859年。严复从1899年至1903年间将其译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还有一个波折,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严复的初译稿遗失,为一西方人士获得,幸能完璧归赵。对此译稿的失而复得,严复感叹:“呜呼!此稿既失复完,将四百兆同胞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欤!”当时国内“自由”学说渐成一股社会思潮,守旧派“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激进派则“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可见,值国人对于“自由”学说的错误见解和鲁莽实践之际,严复尝试以学术真诚纠正时论偏颇。

《社会通诠》系据时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甄克思所撰《A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翻译而来,1904年由新近成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严译作序的夏曾佑直言:“今日神州之急务,莫译此书若。”严复自撰《译者序》说明译书的理由:此书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图腾”到“宗法”,再到“国家”,各个民族演化的速度或快或慢,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所以,变法人士需要研究中国社会进化缓慢的原因,特别是从宗法社会向近代国家的进化,欧洲国家仅用了五百余年时间,而中国浸淫于宗法社会至今已有四千余年,“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

《穆勒名学》今通译《逻辑学体系》,原著于1843年问世,作者亦系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9001902年间严复翻译出上半部,1905年交金陵金粟斋出版,但后半部始终没有译出,据其自述,因穆勒原书精深博大,自己又耽于人事及精力有限而未能续译。严复在译著第一条按语中透露出两层翻译动因。其一,逻辑学是所有学问、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研究人们心智活动的科学方法;其二,他对已有逻辑学中译本均不满意。此外,严复在许多场合下都一再表达中国士人在学术研究上有逻辑缺陷,如学术概念不明确,推理不严密,“诗云”“子曰”式治学方法等。这应是他辛苦翻译《穆勒名学》的学术与现实交织的动因。

《名学浅说》为英国哲学家耶芳斯撰述的逻辑学通俗读物。原著出版于1876年,严译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严复自撰一小序,可由此了解其翻译缘由。严复指出,《穆勒名学》艰深难懂,正好女学生吕碧城来讨教,需要一本较为浅显的逻辑学教科书,于是应其所请,为其边讲授边翻译,历经两月而书成。但此书并非经典著作,之所以要翻译,严复表示也是希望多做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

《法意》今通译《论法的精神》,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著,出版于1748年。原书共三十一卷,严复只翻译了二十九卷,且系由英文译本转译。严复翻译此书或始于1903年,脱稿当在1909年。对西方法治的兴趣,或许来自早年严复的留学经历。他在一则《法意》按语中记述了他留学时期曾在课余到伦敦某法庭旁听审判,为英国司法制度所震撼的情景,“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可见,欧洲的富强与其法制体系有莫大关系,这个信念应是推动严复去翻译这部法学经典的动力之一。但这部伟大的著作已有张相文译本《万法精理》,严复深感不满,他告诉友人说:“其书致佳,惜原译无条不误。今特更译,定名《法意》。”

《中国教育议》是德国来华教育家卫西琴博士所著,严复于1914年初将此文译出,乃最后一部译著。严复撰有《译者案》一段,叙述其翻译缘由:卫西琴登门造访严复,送书求译,但起初严复不为所动。直到某日清晨,严复读到其中内容“推尊孔氏”“倡成己之说”“教育之道,首官觉以达神明”等,“愈读愈惊异”,感到有必要将这位外国教育家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观点译出,让更多人“知有此议,以之详审见行之法之短长,其益吾国已为不少”。

总之,严复选译西学著作的背后均有深邃的学术志向,以及针对清末民初民族危机的“救世心”。这说明严复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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