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重新审视了近代亚洲（主要是中国）的白银需求催生出的亚欧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认为中国在前工业时代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并借此反驳“欧洲中心论”，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饶有趣味的是，这一时期亚洲流通的白银源于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的殖民掠夺。1542年，西班牙王室设立秘鲁总督区。随后，在上秘鲁的波托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里科山银矿。1545年，波托西城建立，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亲授铭文“世界财库”。世界经济进入美洲白银狂飙的年代，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将波托西白银所催生的时代称为“白银世纪”。
波托西的兴起及其历史书写
1561年，腓力二世颁令将波托西建成“帝王之城”。两年后，万卡韦利卡汞矿的开采刺激了波托西的急剧扩张。殖民者蜂拥至此，兴建各类矿井、水库、水渠、磨坊、精炼厂，政府官邸、市政厅、铸币厂、银行和医院逐步完备，奢华住宅、市镇、市场、广场、教堂、舞厅、贫民窟、赌场、妓院纷纷涌现。以里科山采矿营地为核心，殖民者在今玻利维亚海拔4000米高处建起一座国际化的工业城市。总督托莱多首次统计时，当地就有12万人，1650年增至16万。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援引英语中“富裕一如波托西”谚语，认为波托西遗产“重画了世界地图”。
波托西的历史书写深受西班牙殖民“黑色传奇”与“白色传奇”两种范式影响。1552年，多明我会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西印度毁灭述略》中揭露了西班牙的种种暴行，开启了殖民破坏性“黑色传奇”的叙述。1583年后，该书被译成英、法、荷、德等语言，“黑色传奇”不胫而走，在反西班牙的新教世界得到广泛传播。16世纪70年代，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甘博阿、胡安·德·马蒂恩索则为殖民主义辩护，认为它给拉美带来了“文明”与天主教信仰，宣称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总体上是“人道的”，即便存在某些罪行，也符合时代潮流。这一叙事被称为“白色传奇”。早在1560年，多明戈·德·圣托马斯修士就在《秘鲁印第安人捍卫者和使徒》一书中记载了印第安人服苦役的惨状。18世纪末，出身印第安部落的孔科洛尔科尔沃在《盲行者指南》中则宣称，被毁灭的印第安人是“自身放荡生活所致”，与西班牙殖民者无关。20世纪40年代后，学者从劳工、精英阶层、贸易等多元视角描绘土著与殖民者通过开创贸易航线、推动经济全球化来重释“帝王之城”的复杂历史画卷。2019年，美国杜兰大学教授克里斯·莱恩的《波托西：改变世界的白银城市》一书则从全球化视角，探讨波托西这座出乎意料地成为“地方与全球各类生产要素交织”的国际都市的发展史。
撬动贸易全球化进程
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波托西的人口规模、采矿冶金业、消费水平和文化事业并不逊色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1545—1810年，仅官收银税就达 8.754 亿比索，每枚比索重约1盎司，占全球265年内已知银产量的近四分之一。波托西以美洲为枢纽，连接洲际贸易网络，在劳力结构、技术运用、消费品种和文化宗教方面均推动了前工业时代的全球化进程。
波托西的劳力和技术呈现全球化特征。波托西矿主、精炼厂主、磨坊主来自西班牙，擅于冶铁的巴斯克人掌控着精炼厂，克里奥人参与竞争。波托西劳工结构来源多元，矿工、磨坊工和精炼工以印第安米塔为主，1573年米塔制实施，有13.5万人被征召至磨坊、矿井工作。还有为数较少、相对自由的印第安“明加”，另有来自非洲安哥拉等地及巴西的黑奴。米塔征工是超额利润的源泉。1650年，有4万名米塔在城郊待命，殖民者将米塔视为补贴私人矿主的福利。波托西一开始遵照印第安传统采矿方式，16世纪引入欧洲混汞法。18世纪为保障银矿稳定供应，当局引入德意志团队试行冯·伯恩白银精炼法，但未取得成效，波托西回归强化剥削米塔劳工的老路。
波托西推动洲际贸易及消费品全球化。14—15世纪亚欧远距离贸易缺乏贵金属，波托西白银恰似润滑剂般地提供了稳定硬通货。西属美洲以波托西为基地，形成了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贸易路线。大西洋航线分南北两条：北线从波托西经陆路抵达秘鲁阿里卡港，接转海路经巴拿马至西班牙卡迪斯港。南线从波托西经陆路到拉普拉塔（布宜诺斯艾利斯）—萨克拉门托和里约热内卢，再回到塞维利亚、里斯本。大量经征税的“官银”和非法私银（约占四分之一）从波托西输往欧洲西端，随后又流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最后流向东方。波托西还推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从墨西哥城—利马—波托西轴线延至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运出白银以交换东方的商品。
波托西乃“不毛之地”，十几万人口、骆马以及其他牲畜需消耗大量燃料、食品。矿业财富的迅速聚散推动了炫耀性消费，信贷经济活跃，长时间支撑着南美最大的消费市场，其消费品来自全球各地，包括西班牙的葡萄酒、橄榄油和铁，英法两国的帽子、佛兰德尔挂毯和镜子、威尼斯的玻璃，东方的香料、纺织品，智利、阿根廷的葡萄酒和牲畜，厄瓜多尔的布料以及当地产古柯和玉米啤酒。
波托西成为全球财富的象征地与宗教文化荟萃所。一方面，波托西发现巨额白银的消息在多种文献中流传。1553年佩德罗·德·谢萨·德·里昂绘制的里科山版画在塞维利亚发行，随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连奥斯曼帝国的抄书吏也加入其中。波托西的富裕形象在全球文化圈内流传，甚至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堪舆万国全图》就有“北度西山”（银山）的记载。另一方面，人口和财富的聚集促进了文化和宗教的发达，一份1614年当地书店的库存书单载有书籍200种。18世纪初期，还出现了巴托洛梅·阿尔赞斯撰写的巨著《波托西史》、梅尔乔·佩雷斯·奥尔古绘就的宗教艺术作品等。天主教会修建了30多座富丽堂皇的教堂，财富源源不断地反哺西班牙本土及海外传教事业，扩大了天主教的全球版图。查理五世视其为与新教世界抗衡的“世界财库”，后任秘鲁总督的门多萨则称之为西班牙“王国的支柱”。
被掩盖的生态代价和道德负担
地理大发现后大为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曾被视作西方科学、理性与冒险的进步产物。然而，西方主导的早期工业化也造成了生态破坏、对非西方的残酷剥削以及道德沦丧。殖民者对波托西银矿的大规模开采和掠夺，产生了严重的生态代价和道义后果。
波托西矿业发展造成严重生态代价。该地本身生态系统脆弱，矿石开采、粉碎、提炼以及居民日常生活均需消耗大量燃料物资，附近森林被砍伐殆尽，更远地区的林木植被也锐减。5000多个矿井深入地下，尾矿废渣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地表塌陷极其严重。银矿冶炼需要水银，用汞提炼银会产生大量毒气废水，炼炉浓烟使方圆六西班牙里格内寸草不生。1570—1820年，万卡韦利卡汞产量约为5万吨，大多用于波托西白银的冶炼，废水废渣渗入地下，其影响延续至今。
波托西米塔制还蕴含着巨大的道德代价。被强征的米塔劳工形同奴隶，除高强度、超额工作量外，矿工长期遭受矿难、粉尘等致命威胁。变本加厉的盘剥导致大量伤亡，许多印第安人逃亡，农村人口急剧萎缩甚至瓦解。这些都在拷问着西班牙王室和天主教会的良心。1819年，玻利瓦尔发动革命、建立玻利维亚共和国后，米塔制才被废止。早在16世纪中叶，有良知的西班牙教士就称其为“地狱入口”。然而，王室和教会要么故意视而不见，要么姑息纵容。因此，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尖锐批评“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里科山耗尽800万条生命”。
近代早期以波托西为代表的美洲城市迅速崛起，这是西班牙殖民美洲、掠夺白银、扩大洲际贸易的重要阶段，“白银世纪”推动了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然而，前工业时代殖民者通过掠夺贵金属推动的现代化，裹挟着对土著居民的奴役、剥削、贩卖甚至种族灭绝，裹挟着环境破坏和难以抹平的道德代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而“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近代早期伊比利亚殖民扩张推动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活动，但也摧毁了当地土著居民的文明根基、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洲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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