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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我院王晓德教授《推动美国史研究不断发展》一文

时间:2018-06-22浏览:676

  9月23—24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和天津历史教学社协办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举行,来自国内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多位学者出席研讨会。

    政治史研究日渐深化

  政治史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美利坚人出于对统治者权力的恐惧和防备,构建了一套旨在保障被统治者自由和安全的“自由话语”。在革命时期和建国时期,“自由话语”塑造了美利坚人倾向于被统治者的政治思维,此后成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美利坚人反对国家权力扩张的重要力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董瑜探讨了1819年经济危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进程推动了政治生活民主化;随着19世纪后半期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化,多数民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对抗又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

  政治民主化的曲折进程是美国政治史的复杂面相。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梁茂信认为,美国革命时期实施的选民财产资格制度限制了公民选举权,政治被精英阶层操控,美国社会呈现金字塔形,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和其他无产者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虽然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选举权改革,但自由平等原则的实践路程依旧漫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蔡萌认为,自然权利观念在美国革命后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中央,成为弱势群体的抗争性话语,19世纪前期劳工运动的参与者正是运用它为自己争取权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祖杰分析了“社会公正”观念在美国的演变,认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阶层对其应用范围的理解不尽相同,总的看来,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观念,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多重视角拓展外交史研究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重从文化视角和国内史角度研究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翟韬认为,学界在研究冷战宣传史时,采用文化视角探寻对外宣传行为在美国国内与文化层面的历史根源,这有助于深化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认为,美国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长期将自己排除在欧洲文明之外,一战后转而强调美欧文明的同源性和一致性,用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瓦解传统的大陆主义,完成了美国文化和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晓德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致力于建立一个“农业共和国”,提出了“重农轻商抑工”思想,其政治理念在国内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界在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时,比较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和对抗。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勇安认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以毒品为武器,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中的合法席位,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进行回击和驳斥,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因此成为两大阵营进行斗争的国际舞台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白建才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对中国实施的隐蔽宣传战,认为这种做法恶化了中美关系,加剧了冷战对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超武将越南战争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认为中苏分裂对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会学者注意到,中美之间并非只有冲突和对抗。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从国际视野探讨中美关系,提出了中美“共有历史”的概念,认为研究中美关系应着眼于两国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他以蒲安臣和留美幼童为例,对中美“共有历史”做出阐释,认为从“共有历史”角度出发,将民族国家视野与国际视野结合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注重分歧和对抗的视角,形成中美关系研究“求同存异”的局面。

    关注少数族裔

  美国少数族裔问题一直是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义勇从生活伦理、文化与权力这一视角,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知识界和政界的“文明话语”和“文明观”,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观念在19世纪美国排华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付成双梳理了北美印第安人与白人跨种族婚姻的兴衰,认为这种通婚并不能遮蔽北美西部开发的印白冲突这一主题,印第安人一旦失去价值,仍会遭到白人的否定和歧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华考察了废奴运动和美国内战前政治话语的变迁,认为废奴主义者提出并发展了“奴隶主权势”这一观念,使之成为政治主流话语,推动美国第二个政党体系走向瓦解。19世纪上半叶,南卡罗来纳州政客约翰·卡尔霍恩极力为奴隶制进行辩护,将之称为“绝对的好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梅祖蓉认为,这种论调回避了奴隶制在伦理上的罪恶,并非简单否定黑人的自然权利,而是否定了黑人作为人的资格。

  近年来,文化转向和国际史视野成为历史研究的趋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国荣从国际视野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的布朗案判决,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形象、信誉及国际地位,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不得不重视对国内黑人权利的保障;布朗案判决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推翻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促进了黑人民权改革。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于展认为,在黑人抗议种族隔离的伯明翰运动中,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行为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肯尼迪政府推行民权改革。

   新兴领域方兴未艾

  环境史、疾病医疗史、城市史、社会文化史等新兴领域研究凸显出多领域交叉的特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丁见民探究了史前北美印第安人社会疾病生态,反驳了印第安人“伊甸园”论,认为印第安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所处的社会状况为外来疾病的侵袭造成了可乘之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杨长云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改革的组织化逐渐加强,在一系列社会组织的推动下,美国掀起关于“社会卫生”的大讨论,“美国社会卫生学会”的成立就脱胎于这一背景之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文硕探讨了美国传统工业城市匹兹堡的城市转型之路,认为匹兹堡借助医疗产业的崛起,成功推动了产业转型,反映出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和中心城市功能双重转型的时代趋势。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王心扬对19世纪美国戒酒运动进行探讨,梳理其背后的饮酒文化与阶级、宗教、性别的矛盾,并对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社会矛盾是对工业社会文明和前工业社会文明之间冲突的反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焦姣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工业化时期有关生活费用的争论进行了梳理,认为专业官僚、工会、知识分子与雇主组织表面上是在争论如何科学进行生活费用调查,实际上是在争夺政治和经济权力。

  从会议论文来看,近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一定进步。一方面,学者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关注各领域交流对话,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在新兴领域,有的学者已经尝试进行具体研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